近日，“上海婚外冷冻胚胎案”仍在发酵。
丈夫与他人持伪造结婚证完成辅助生殖，妻子持真实结婚证却维权艰难。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（下称中山医院）、上海卫健委等多方回应不一，胚胎处置程序存疑，一起家庭纠纷逐步演变为对辅助生殖监管漏洞的公共拷问。这场围绕一枚胚胎、两本真假结婚证的维权拉锯战，已持续近十个月。
2026年8月6日下午，当事人朱女士接受了海报新闻记者的采访。她告诉记者，自己从未想过，作为合法妻子，竟会在医院和监管面前沦为局外人。“如果仅凭一本假结婚证就能跑通辅助生殖的全流程，那么对于原配家庭来说，结婚证的意义在哪里，婚姻的底线在哪里，公序良俗又在哪里？”
朱女士接受海报新闻记者采访
假证过审，真证遭拒
事件的起点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间。2025年11月，朱女士发现，丈夫与一名1994年出生的第三者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并办理了伪造的结婚证原件。令她震惊的是，这对假夫妻竟持该伪造证件，在中山医院成功完成了试管婴儿胚胎培育。
“我手里拿着真实的结婚证，要求销毁胚胎。医院给我的回复却是，我不能确认你的证是真的，我也不能确认他们的证是假的。态度还很强硬。”朱女士说，在她向医院反映情况后，院方始终未正面回应，也未提供任何对接部门。
2026年8月5日，事件出现新的争议点。男方声称，当天在三方律师见证下已销毁该胚胎。但朱女士作为人格权纠纷的原告，对此未获任何事先通知。她向记者提出两点核心质疑：第一，案件尚在审理中，该胚胎属于争议物证，被告无权单方面处置；第二，若可以随意销毁，是否也意味着可以随意植入？
卫健委认定“无过错”，监管标准遭质疑
更令朱女士难以接受的是上海市卫健委的认定。
在朱女士此前向媒体提供的一份书面答复中，上海市卫健委没有支持她销毁胚胎的诉求。这份回复提到，中山医院已经按规定查验了丈夫和第三者提供的身份证和结婚证，尚无证据表明中山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。目前医院已停止对二人的辅助生殖服务，涉事胚胎已由医院封存。“关于销毁胚胎的请求，我委无相应职责，建议您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。”
朱女士认为，涉事医院以及卫健委的不履职行为，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，于是她将中山医院、丈夫及第三者一并起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，案由为人格权纠纷。
7月30日，案件迎来首次开庭，庭审结果未当庭宣判。她表示，庭审的核心围绕冷冻胚胎处置纠纷展开，医院认为自身流程合规，不愿承担责任。男方全程没有出庭，仅委托律师应诉。
“在我进入庭审现场之前，我还收到了丈夫起诉离婚的传票，8月11日开庭。他的诉求就两点，一是跟我离婚，二是由我来承担所有的诉讼费，没有提到财产分割的问题。”朱女士告诉记者，其实她并不想把离婚这件事过早曝光在公众面前，把家庭纠纷变成焦点。“我选择站出来，是为了去改变这种乱象，推动相关政策完善，避免更多人遭遇相同的困境。”
上海市卫健委的答复函 受访者供图
从家庭内耗到司法博弈
朱女士还向记者回顾了婚姻中的种种细节。她与丈夫结婚21年，育有一女。此前，她曾多次发现丈夫有出轨行为，并在丈夫包内发现备孕药物，但考虑到女儿正值高考关键期，所以选择了隐忍。她描述丈夫在家庭中长期缺席育儿，“用老板做派，对孩子的成绩做公式化关心”。
而经济层面的不对等，同样加剧了她的维权困境。
自2017年起，朱女士全职在家，对丈夫存款及公司运营状况基本不知情。2019年，她确诊肺癌。“从手术开始，一直到2024年6月，最后一个伤口长好，我一直在调养的同时带女儿。正因为他有收入，他就有支配和主导地位。包括他父母，也认为我没有话语权。”
朱女士回忆，丈夫曾用离婚要挟自己，利用其患病和经济依赖进行精神控制。“他说，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有没有资格来跟我叫板，如果我不养你了你怎么办？”而男方的父母在知晓“造假生子”的违法事实后，仍表态“儿子认定的没办法”，并责怪朱女士将事情闹大。“我本来是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但是女儿是我的底线。”
“伪造结婚证，这样的举动是违法的，他没有考虑过，这对一个即将成年的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那时候我女儿还在读高三，太让我寒心了。”朱女士还提到，她曾当面与第三者对质。“交流了4个小时，她态度极其嚣张，说自己不是小三，也没有错。我丈夫挡在我们中间，像老鹰护小鸡一样，护着她。”
2026年5月11日至16日，朱女士丈夫与第三者因使用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，被公安机关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。朱女士认为这一处罚避重就轻，未触及假证来源和重婚嫌疑等更严重问题。她已向检察院提交刑事立案监督申请，等待进一步反馈。
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
个案之外，制度缺口的公共追问
从法律上看，这起婚外冷冻胚胎案的核心争议是，涉事胚胎是违法伪造结婚证的产物，这是否意味着朱女士可基于违法性主张销毁？
对此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林斐然律师认为，胚胎的处置权原则上归属精子、卵子的生物学提供者，妻子朱女士因未参与遗传物质的供给，无法单方申请销毁。从合同法视角来看，医院没有义务直接执行合同外第三方的处置指令，否则就是对合同相对方——朱女士丈夫与第三者的违约。如果医院直接销毁，还将面临精卵提供者的侵权索赔。
上海豫龙（郑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任晓雷表示，原配并未对胚胎提供遗传物质，仅凭婚姻关系无法自动获得单方处置权。同时，医院在没有法院生效裁判或者精卵提供者共同同意的情况下，也无权擅自销毁胚胎，否则将面临侵权风险。
采访中，朱女士多次提到，希望自己的遭遇能推动辅助生殖领域审核制度的改革。“不能让更多假夫妻钻空子。”
记者了解到，已有大量有类似经历的网友通过私信联系朱女士。对于朱女士而言，这场维权不仅关乎一纸判决，也关乎她对女儿未来婚恋观的担忧，“如果公正判决无法实现，对下一代将是负面的示范。”
截至发稿前，记者未能联系上海中山医院及上海卫健委就此事作出进一步回应。关于胚胎是否确已销毁、销毁程序是否合法，以及是否存在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等问题，仍有待法院或主管部门进一步核实。
8月11日，朱女士的离婚纠纷将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朱女士表示，自己会坚持出庭，“即使身心疲惫，也要走合法途径”。而更大的追问——辅助生殖的法律红线与监管底线，尚待回答。
海报新闻首席记者 李子骄 记者 朱晓冲 张旭 江苏无锡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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